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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節日:中華文明的價值表征

時間:2019-01-31 18:48?????來源:學習強國 ????作者:綜合 ?????點擊: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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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中華傳統節日的文明價值就是天時、地利與人和的和合精神,比任何宗教的最高邏輯范疇都要宏大,因而能夠吸收和包容各種宗教體驗的文化合理內容,具有現代文明和未來文明的構成意義。

我們的節日:中華文明的價值表征
【圖語:中華傳統節日——春節掛燈籠】

  《文明》雜志2019-01-31“我們的節日”成為當下數字文明大時代對中華傳統節日和節慶文化的統稱。當我們興高采烈地度假過節、享用節日美食的時候,您會不會產生一個問題:我們的節日究竟是怎么來的?

  當除夕夜里十二點鐘聲敲響的時候,您知道嗎,這是中國的北斗衛星定位系統授予的精確時間。那么,北斗星座及其相關的天文概念又起源于何時?

  您的孩子會不會問:今天我們為什么還在過傳統節日?這些傳統節日究竟有什么樣的文明價值?

  我們的節日

  中華文明的價值表征

  與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不同,中華文明幾乎沒有神話英雄或宗教原教旨傳承的全民性節慶體系。從古至今,中國只有在事關農業生產和健康生活的重大節氣上才有全民性的祭拜或慶賀儀式,如春節、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冬至等等,這些構成中國數千年傳承的文化節慶體系影響到東亞、東南亞各國。其中,立春作為新年伊始并協力播種的節氣,中秋作為收獲團圓的季節,對應成為兩個最為重大的節慶:春節與中秋節,這是構成中華民族最大人口基數的全民節日,而與此相關聯的區域性和民族性以及行業性和群類性的節日和節慶文化多達數千種。

  幾乎所有的文明都發源于對時空關系的總體認知和實踐達到了改變人類生活純粹依附自然的程度,這就是天文歷法誕生的必然性,構成文明創生和傳承的價值。天文歷法推廣應用中的節日與節慶文化就是這種文明價值的特有表達方式。

  中華文明體系的文化內容之豐富,非任何國家集群或文明圈所能比。這種豐富性使得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中華文明的總體精神歸結為天人合一,毋寧說是《易》所闡發的三才合一,即天地人合一,也就是天道、地德和人文三位一體的和合精神。因為天與人是不能直接溝通的,如果要直接溝通必有人格化的神做天的代表,這就是公理化的宗教觀念。中華文明是世俗文明,其天道需要通過地德來表達,地德需要通過人文來實現,也就是說,在認知天道的同時,人類要通過遵循天道的勞動來獲取生活資料,這就是地德,地德的最大化就是保障日常生活資料來源的人文秩序,就是仁德人道的社會組織結構。

  中華傳統節日的文明價值就是天時、地利與人和的和合精神,比任何宗教的最高邏輯范疇都要宏大,因而能夠吸收和包容各種宗教體驗的文化合理內容,具有現代文明和未來文明的構成意義。

  中華文明之創生:天文歷法

  考古發現,中華文明的天文歷法機制至少有6500年歷史。古今中外有天文歷法種類多達以千計,基本分為陽歷、陰歷、陰陽合歷三大類。中國古代歷法就是融合前兩者的特點,并輔以星象、物候的陰陽合歷系統。其制訂的準則有以客觀觀察到的太陽運動來編制日、年,也有以客觀觀察到月亮運動來編制月份并有月相的“朔望”和“旬”概念,共同組成季節和節氣,中華傳統節日由此產生。

  近年來西方不斷有學者發現,中華古代文明與希臘羅馬文明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科學技術認知傳統,而中華文明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基礎能力,對其獨特的文明體系具有非常良好的支撐功能。現在我們來看包含節日文化的中華時空觀念中最初的原創形態,這是由考古工作者發現的。

  中華文明的原創形態

  古今中外的天文歷法種類多達以千計,基本分為陽歷、陰歷、陰陽合歷三大類。中國古代歷法就是融合前兩者的特點,并輔以星象、物候的陰陽合歷系統。其制訂的準則有以客觀觀察到的太陽運動來編制日、年,也有以客觀觀察到的月亮運動來編制月份并有月相的“朔望”和“旬”概念,共同組成季節和節氣,中華傳統節日由此產生。

  在中華文明起源之時,一大批考古證據表明:陰陽交匯的中國歷法及其時空哲學最早上溯到伏羲《易》產生的時代,距今7000至6000年。

  河北張家口宣化遼墓壁畫。該壁畫繪于墓室頂部,其中彩色的二十八宿星圖,與唐代王希明的《丹元子步天圖》所記述的一致。

  距今8000年前。我國考古發現屢見遠古時代的太陽紋圖案,其中最早的是: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的陶缸外壁上,刻畫著“光芒四射”的太陽紋。

  距今6500年前。在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中,考古學家發現古人用蚌殼擺塑出了一幅天文星圖,其年代約為墓葬遺跡包括彼此關聯的四個部分,這四處遺跡自北而南等間距地沿一條子午線分布,非常準確,完全符合東宮蒼龍、西宮白虎、南宮朱雀和北宮玄武的四象體系整幅圖像以及北斗星圖案與真實的星象位置完全吻合,斗魁、斗杓一應俱全。

  中國天文學的傳統星象體系為四象二十八宿,并根據每個星座的形狀以動物來命名。西水坡墓葬中除北斗外,蚌龍、蚌虎的方位與二十八宿主配四象的東、西兩象完全一致外,所反映的星象位置關系與真實天象也相符合。這就是以北斗為核心的中華天文觀念的最早證據。這個時期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伏羲時代”或“易文化”時代。中國人以北斗星為核心定天象方位并與太陽運動時間相印證的最早記錄和證明,在世界天文學史上有重大意義。

  距今5600年到5300年前,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出土了兩件含山玉版玉龜,這在中華科學文化史上有著特殊意義。玉版的八方圖形與中心象征太陽的圖形相配,玉版上八等分圓的做法與冬至、夏至的日出和日落方位及四時八節有關,完全符合中國易文化的八卦理論。玉版四周的四、五、九、五鉆孔之數,與河圖洛書的易文化相合,證實了河圖洛書就是古天象圖和歷法實踐的解讀。

  距今5000年前左右,鄭州大河村遺址,也出土了中國人形成天地和陰陽觀念的例證材料。第一,是雙連壺有實質上的陰陽卦象;第二,是這里發現了最早的一夫一妻制墓葬,也叫陰陽合葬墓;第三,最重要的是這里發現有天象圖案的彩陶片。圖案中有太陽、月亮、日暈、星座等圖像,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天文學實物資料:每個太陽圖12圈紋,很明顯表達了年分12月、日分12時的含義;月亮圖分三旬,就是上半缺的上旬、下半缺的下旬,中間是圓月的中旬,這就是陰晴圓缺的朔望月的花紋記載。

  中華文明的創生就是這樣來的。

  中華文明的生態價值基礎

  此后,中國古代至少產生過102種歷法,但是其編制與實施基本上都遵從《易》的變化原理和邏輯模式,只是在細節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易》有太極,就是陰陽二儀合體,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等等。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在方位序列中叫東西南北,在時間序列上就是春夏秋冬。方位四象代表太陽和月亮的位置與四季又分成八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并以十二地支來計算月份和時間,結合云雨雷電和地貌變遷,產生了指導農事活動的十二節令: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

  同時,中國精耕細作的生態農業決定了對季節的繼續細分,于是四季八時十二節令不斷與物候知識體系相結合,進一步演化為二十四個節氣,這樣也與月相與旬的概念相融合。這些完全符合后來科學觀察到的天文地理以及生物節律的生態原理。

  從距今4100年至3600年中產生的中國第一部節氣物候學著作《夏小正》,到漢代二十四節氣的完整形成并推廣到全國和周邊民族,中華傳統節日伴隨文明的創生和傳承,持續到了今天,并將在未來繼續構成生態文明價值。

  中華文明之創世:觀象授時

  觀象授時,這是中華政治文明的開端。回望遠古,中國大地上的人類先祖,為了生存,采集野果、狩獵鳥獸,于是開始了天文觀察與研究——此乃客觀歷法之起源。把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變化記載下來用以指導日常生活,人文歷法就產生了。天文與人文的轉換與交融,歷法是第一成果。歷法就是空間中的時間標識,它是蒙昧進入文明的基本標志,歷法的科學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實踐有效性則昭示著文明的創立。

  中華文明史的“黃帝時代”或“炎黃時代”,也可稱為“炎黃蚩尤時代”,這是中華文明的創世時代,開啟了中華文明的第一個盛世,堯舜仁治時代。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中,“觀象授時”是一個具有根本性的文明成果。觀象:觀測天象,研究天體運行,這就是天道認知;授時:確定耕作、養殖與收獲的時節,規劃時間之用,這就是地德的實踐規則。觀象授時,就是天道與地德的結合,形成人文規范,復雜的社會巨系統由此展開。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象授時”這一術語是清代學者畢沅首先提出來的,高度概括了先民在上古時期制歷依據天象的事實,逐步形成地調配年、月、日的歷法規律性。中國古代漫長的歲月都是觀象授時的時代。《尚書》《夏小正》《逸周書》《老子》等中華典籍里都有對觀象授時這種文明體制和機制的記述。

  顯然,文明創世時代中華歷法體系是相當成熟合理的。《易經》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與天文相對,天文是指日月星辰和自然天道,人文是指社會人倫和生活方式。治國者必須觀察天道自然的運行規律,以明耕作漁獵的活動時序,化成天下是指通過觀象授時把用以保障生活資料來源的價值秩序,包括其效率機制和行為規范機制,推及全體民眾,不分種族、民族與信仰個性。

  觀象授時:中華政治文明的開端

  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的黃帝及黃帝后時代,研究發現中原已經擁有了多民族聯邦型的國家機制,專設觀天象定歷法治農事的機構,向民眾提供觀察天象所定的時間體系,推廣種植、養殖和紡織技術,因而受到各族人的擁戴。這種“觀象授時”機制就是中國國家歷法公共服務體系的誕生,以至于中國傳統歷書的名稱就叫“黃歷”。

  現存最早而又比較完整記錄觀象授時的典籍是《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意思是說:堯帝邀請羲氏和氏家族中之賢能者,崇敬天道,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掌握其規律,以審知時間而建立歷法,傳授給民眾,便于農事。

  “欽若昊天”就是敬仰天道、遵循天理。《周禮》歸納了具體的觀測方法與結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就是觀測鳥、火、虛、昴四顆恒星在黃昏時正處于南中天的日子。

  據后來天文史學者的研究,《尚書》所言與距今4500年至3500年前那時的實際天象相吻合,用以上方法作為劃分四季的標準,是比較科學的。

  中華文明史上的第一個盛世

  與黃帝時代相比,堯帝時代在更大范圍內精確推廣了這種時序方法,“敬授人時”,以其德治,春天東西和睦,秋天南北豐收,這種人文內涵,達成了后世史學家不斷贊揚的“家國一體”“協和萬邦”的景象,“化成天下”的節日和節慶文化的文明價值因此更為凸顯了。

  也就是說,根據陰陽時序循環的天理,把握好現實社會中的人倫秩序和生活準則,以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關系,使人們的行為合乎文明禮儀,不誤農時,避免戰亂,安居樂業,延年益壽,由此惠及天下各邦各族人民。“敬授民時”的意義無比重大。

  《尚書》還說:“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這一段話意思是,帝堯說:羲氏和氏子弟,觀測天象,得知一年有366天,又以置閏月的辦法調配月與歲,使春夏秋冬四時不差,這就可以使得官員系統的治理行為有效,官民一體,取得各方面的成功了。

  這就是中華傳統時序文化與節日文化的最早典籍記載,正是對中華政治文明開端的記載。

  從“人化”到“仁化”

  現代科學證明,人與動物的區別不在于有無工具的使用能力,而在于組織協同能力高于其他動物界,如果文化就是“人化”,組織協同能力就是文化概念的核心要義,其結果必然就是“仁化”,從“人化”到“仁化”,這是中華文明創世傳世的基礎機制。

  文明的標志就是相當范圍的人群發生了時空觀念合理化與共同化、勞動分工復雜化、社會結構分層化、溝通方式符號化等等的大協同形態,也就是說,文明的根本機制是組織協同的技術機制、規模機制、效率機制的集約化過程,這就必然出現國家形態,其基本的標志就是有效統一的天文歷法。

  回望遠古,中國大地上的人類先祖,為了生存,采集野果、狩獵鳥獸,于是開始了天文觀察與研究——此乃客觀歷法之起源。把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變化記載下來用以指導日常生活,人文歷法就產生了。天文與人文的轉換與交融,歷法是第一成果。歷法就是空間中時間標識,它是蒙昧進入文明的基本標志,歷法的科學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實踐有效性則昭示著文明的創立。

  在天地人合一的生態文明價值序列中,動物起到關鍵的中介作用。在天道認知中,中國人建立了以動物及其特性為命名的四象七組二十八星宿的體系,對應了以動物為標志天干地支的時間序列,再對應節氣與農事人事的行為規范概念,構成完整的地德范疇。而在人文時間序列中,十二生肖赫然出現,作為中華傳統節日的領軍文化內容。

  我們不得不感嘆,這是一個多么完整而嚴密的生態邏輯系統。

  中華文明之盛世:傳統節日

  節日與節慶文化的形成、傳承與延續,在大一統文明的體制下,表現出中華文明價值的廣域化繼承與持續性發展。

  今天,許多節日禮俗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狀態,而在漢代找到其源頭。

  唐宋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促進了節日文化的發展,其主要特點是:民俗節日從禁忌迷信的神秘氣氛中解脫出來,向禮儀性、娛樂性、養生性的方向發展,演變成為真正的良辰佳節。

  盛世節日多,此言不虛。節日與節慶文化的形成、傳承與延續,在大一統文明的體制下,表現出中華文明價值的廣域化繼承與持續性發展。

  中華節日文化的先秦時代

  中華文明體系的天文歷法和節日節慶,最早建構于三皇五帝時代,這是中華文明的開創時代,從伏羲到黃帝,傳說或記載,說明了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這種文明價值的建構過程。最早的盛世建立在堯舜禹的傳說和記載之中,所謂“德布天下”,就是建立國家正義的基礎。而后的盛世建立在西周禮樂文明時代,就是孔子及儒家念念不忘的“周禮精神”。

  據人口史學者的估算,西周人口2000萬左右,一個農民可供養8或9人;西周時期,中國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35%左右,周天子及其封建體制所構成的國家,在人口上為當時世界第一大國。蘇美爾、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古波斯等文明體都沒有西周這樣的人口容納力。

  中國節慶文化學者認為,就節日風俗而言,今天的節日元素早在遠古時代已經出現了萌芽,流傳至今的春節、上巳、端午、中秋、冬至等節日元素,先秦時代大部分已經形成。但區域差別很大,以周禮為基礎的禮數內容比較復雜,加上多種文化和風俗尚未充分融合,節日的多樣性和神秘性相結合的特征比較明顯,節日習俗大都建立在民間鬼神信仰的基礎上,伴隨很多禁忌和附會的內容,比如年關躲避山魈惡鬼,上巳禊祓等等,又比如端午劃龍舟在最初正是為了驅鬼。

  大漢文明開創大一統的文明盛世

  兩千年前大漢文明表明當時的中國既是科技大國,又是經濟大國,也是思想大國。大漢文明體擁有世界上第一所大學:太學。其時,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爭鳴傳統在持續,儒、法、道、陰陽、縱橫等各家人才均可做官,天地人合一的哲學具體化為政治哲學的開放與包容、公平與正義、和諧與平衡,成為大一統文明的價值基礎,沒有這些價值基礎,漢朝不可能有如此廣大的疆域和如此眾多的民族共享盛世節日慶典。

  二十四節氣名稱首見于西漢《淮南子·天文訓》,《史記》完整地記述了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等概念的邏輯關系。

  漢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天文學家落下閎、鄧平等人制訂了《太初歷》,吸收了節氣說作為指導政事、農事和健體養生的補充歷法,并規定無中氣之月,定為上月的閏月。

  于是,中國主要節日如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陽等都成為全民或全國性的節日。先秦時期的荊楚文化圈、巴蜀文化圈、吳越文化圈、齊魯文化圈、秦文化圈等,到漢代開始大融合。《太初歷》確立了以建寅月為歲首,為節日風俗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機。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對節日風俗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今天,許多節日禮俗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狀態,而在漢代找到其源頭。

  魏晉南北朝民族文化大融合

  節慶文化學者認為,魏晉時期的民族大遷徙推動了民族文化的大交流,促進了節慶文化的融合。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部分地區,帶來了節俗文化中那些雜技游藝成分,如騎射、蹴鞠等。同時外來信仰的宗教生活方式與正統歷法節慶內容相結合,比如佛教的傳入使節日活動更加豐富多彩,如佛祖成道制粥舍眾,此傳說傳到民間以后,形成了非常符合養生原理的吃臘八粥習俗,于是十二月初八“臘八節”成為主流節日之一。

  道教把陰陽觀念推崇到極致,便以奇數為陽,節日相關的內容多取奇數,為吉利的象征,如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五月五又叫天中節,體現陰陽均衡之意。

  還有魏晉玄學和清談之風對節俗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宴飲游樂方面,如節日以高談宴飲、詩酒風流為慶典等,為這一時期的節日風俗增加了新的內容和活力。

  唐宋盛世節慶文化的發展高峰

  與唐高祖李淵同時代的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曾諄諄教導其信徒說:“知識雖遠在中國,必欲取之。”

  大唐是中國最強盛的時期,也是第一個不用修長城的大一統文明時代。大唐文明的最大特點是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當時世界聞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大宋是世界文明史的又一巔峰,經濟之富庶、科技之發達、文化之繁榮至今令人激動不已。農業、鐵器制造、造紙印刷業、絲織業、制瓷業、航海業、造船業、海外貿易、數學、化學、天文學等均領先世界數以百年計。

  由此不難想象,中華節日和節慶文化在那些時代是多么豐富和熱鬧。

  據節慶文化學者研究,唐宋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促進了節日文化的發展,其主要特點是:民俗節日從禁忌迷信的神秘氣氛中解脫出來,向禮儀性、娛樂性、養生性的方向發展,演變成為真正的良辰佳節。春節放爆竹原是一種驅鬼手段,此時全部變成了歡樂的音響;元宵節祭神燈火變成了游藝觀燈看美女的活動;中秋節祭月變成了賞月思鄉談戀愛的佳時;重陽節由登高避災演變為秋游賞菊的心曠神怡等等。在節日風俗的演變中,還增添了許多體育和文化娛樂活動,如放風箏、拔河等。節日內容日益豐富多彩,把節日民俗活動推向了高峰。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內容豐富的節日生活畫卷。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詞寫道: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里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這種看美女的心境描寫,讓今天的人們對于宋代元宵佳節的燈火充滿了無盡想象。

  中華文明之特質:節慶文化

  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一直保持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存在。源源不斷來華經商、傳教的西方人士,都對當時中國的富庶繁榮、中國政治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國人的友善熱情、聰明能干、彬彬有禮贊不絕口。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年~1610年)在其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寫他到中國友人那里做客,參加了中國的節日活動,體驗了當時節慶場面的震撼。

  中華文明圈:中華節慶文化的世界性影響

  據節慶文化學者研究,唐宋以后,節日的發展比較平穩,遼、金、元時期,融入了一些少數民族習俗。明清時期,節日風俗出現了三種變化:第一是更加講究禮儀性和應酬性,禮儀變成了禮俗。逢年過節,人們出于禮尚往來而互相拜訪送禮。第二是明代沿海經濟大發展,一些以個體農戶經濟為基礎的節日風俗逐漸被人們所冷淡,如祭土地神的習俗逐步弱化,有些地區以灶王神作為社火的主神。三是游樂性繼續發展,如元宵節觀燈,由宋代的五天增加到明代的十天,晝市夜燈,熱鬧異常。

  明代以來,四大名著中成書較早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中的人物形象在節慶期間的活動和表演中大量出現,大大增添了節慶的戲劇內容和典故色彩。而清朝建立后,又增加了舞獅、舞龍、旱船、高蹺、秧歌、腰鼓等“百戲”活動。

  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一直保持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存在。源源不斷來華經商、傳教的西方人士,都對當時中國的富庶繁榮、中國社會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國人的友善熱情、聰明能干、彬彬有禮贊不絕口。

  唐代已經開通海上絲綢之路,宋朝與世界上50多個國家有貿易往來,開始進入海洋文明時代,明清時期依舊保持文明交流的影響力。由此不難發現,今天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重要節慶文化與中華文明本體的淵源關系,比如越南的節慶大多可以追溯到漢唐時代傳入的中華節俗,日本的節慶主要來自大唐,韓國的節慶主要是明代的規范或禮數,因此有一些西方學者把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各國的文化集群叫做“中華文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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